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如何運用科技手段保護和管理世界遺產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回溯世界遺產數字化保護發展，其歷經50余年積累，已形成記錄與檔案、監測與管理、展示與解說等主要技術體系。
杜曉帆指出，盡管近年來全球遺產數字化進程加快，但多數仍停留在信息協同平臺與監測預警平臺建設階段，“即使是發達國家，在如何處理超大規模、活態遺產的數字化保護方面，也缺乏成熟經驗。”
譬如，第47屆世界遺產大會期間發布的遺產地導航平臺(UNESCO Sites Navigator)反映了當前世界遺產數字化保護的整體水平——仍以信息集成和基礎服務為主要功能。
而當文化遺產要素資源相對豐富、類型更為復雜時，往往因資源屬性差異大、保護標準不統一，面臨更突出的價值保護要求與更高的管理難度。
2025年8月，大運河(杭州段)一景。 林波 攝
以中國大運河為例，2014年6月，包括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在內的中國大運河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杭州是中國大運河沿線27座城市中唯一一處三河兼具的城市，遺產河道長度占中國大運河遺產河道的近1/10、遺產要素約占總量的1/8。
據杭州市京杭運河(杭州段)綜合保護中心副主任沈鶯介紹，杭州“數智運河”系統于2023年底完成項目驗收，已實現與交通、生態環境等7個部門、12類數據的實時共享，達到“一個平臺管運河”的目的，“過去完成年度監測報告時需要協同20多個部門開展信息收集工作，現在借助這個平臺可以減少近一半的工作量。”
杜曉帆認為，杭州“數智運河”的突破性價值體現在兩個層面。技術路徑上，它搭建了多跨協同的監測預警信息平臺，探索出“水陸空星采集”“三維全息可視化”“數字孿生”等技術的綜合應用；操作理念上，該系統以整體性與系統性的視野審視遺產價值，利用數字技術連接起不同類型的遺產及其價值特征要素。
2025年7月，參觀者佩戴可穿戴式VR設備在浙江杭州觀展。 曹丹 攝
當下，中國在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方面的應用已拓展到多個領域。在敦煌莫高窟，數字技術讓千年壁畫“永生”；在長城保護中，無人機航拍和三維掃描技術用于監測偏遠地區的城墻狀況；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VR技術讓游客“穿越”到秦代……
“這些案例表明，中國正在形成文化遺產數字保護的完整體系。”杜曉帆說，“從技術研發到應用落地，從數據采集到價值闡釋，中國經驗正在為國際遺產保護提供新的思路。”
面對國際社會對數字技術可能弱化文化遺產真實性的質疑，杜曉帆以國際遺產保護文件演進為脈絡展開分析。
“從《威尼斯憲章》對物質特征的保護，到《奈良真實性文件》將標準擴展至無形維度，再到《關于遺產真實性的內羅畢文件》強調活態傳承，遺產保護理念始終與技術發展同步進化。”杜曉帆指出，“關鍵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如何運用。”
為規避數字風險，杜曉帆提出三重路徑：一是堅守價值核心，明確標注“數字復原”等提示信息；二是整合物質與非物質要素，通過數字檔案彌補技術情感傳遞的不足；三是構建政府、社區、市場、專家四方協同機制，確保數字化成果反哺遺產地居民。
當社區居民通過數字工具記錄文化實踐時，技術反而成為強化活態真實性的有力工具。杭州實踐的突破性正在于此。
杜曉帆認為，這種“技術+理念”的雙重創新，既是對國際遺產保護理論的生動實踐，更為全球同類遺產提供了可復制的“杭州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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